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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推行青苗法的时候苏景殊能理解老王要的究竟是什么,所以他能和老王统一战线，还能成天上山下乡找漏洞提意见。

那法子听上去和常平法相似，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甚至不用老王特意解释，朝中大臣只看细则就能看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能看懂还装傻的另说。

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政策能达到老王预期的一半，青苗法带来的好处就足以让朝堂上的反对意见都闭嘴，而预期的一半他们努努力完全可以达到。

抛开那些胡搅蛮缠的反对派,正常的反对派都是担心新法扰民，怕新法到地方后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怕地方官阳奉阴违不按规矩办事，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他们可以靠不断的打补丁来解决问题，只要问题能解决,反对的声音就能消失。

可这个《畿县保甲条制》上写的东西,恕他直言，他再看几遍也看不懂这到底是想干什么。

都不用朝中的反对派开喷，他自己就能从头喷到尾。

前些天白五爷和展护卫去河北路检查地方治安的事情他知道，说是京城有官员上奏民间治安越来越差,建议朝廷恢复旧时的团保制度来维护治安。

开封府和六扇门对这个说法都很有意见,民间治安归他们管，没有哪个衙门愿意被人指着鼻子骂成天无所事事做无用功。

白五爷觉得他在登州的时候已经很辛苦,但是在登州干了两年多都没有回京后到六扇门衙门干的活儿多。

他自己成天从早忙到晚，几位义兄也没闲着,就差把衙门当成家了。

原本看着越来越清明的江湖很有成就感,现在可好,一句“民间治安越来越差”直接让他们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

哪儿差了？睁大眼睛看看哪儿差了？

以前民间时常有江湖人作乱，现在有六扇门这个专管江湖案情的衙门在，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生过江湖人欺凌百姓的事情,那些往日欺压乡邻的武夫混混也都消停不少，缺钱花知道去找正经营生，而不是走在路上抢路人的钱。

大宋其他地方的情况他不敢保证，京城周边绝对是好转的，不信可以去开封府数案卷，今年那些打打杀杀和家长里短的案卷数量比去年少了一半还多。

说话要讲证据，没有证据凭什么这么说？

在白五爷的据理力争之下，建议朝廷恢复旧制的官员终于改口说治安越来越差的是京城之外的地方，这下六扇门是没意见了，其他衙门又觉得这是在点他们。

什么意思？说他们没水平？

仁宗皇帝在位时民间治安越来越差是事实他们认了，当今圣上继位后他们拼死拼活干了那么多年，凭什么说地方情况越来越差？

这些年来官场上的同僚换了一波又一波，不会做人的和正不会办事儿的都被贬的差不多了，现在能留在京城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地方政绩出众且和官家一条心的官。

也就意味着，不管心里愿不愿意

，朝中现在的官员在官家推行新法的时候都不会故意使绊子。

反对声音太大和故意使绊子的大部分都被贬去地方，要么支持官家变法要么去地方当官，大部分官员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都会选择留在京城。

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爬的越高能接触到的权力越大，在县衙当官只能管一县之政务，在州衙当官只能管一州之政务，只有升到权力中枢才能有治国的资格。

从地方摸爬滚打上来的官员大多都有为百姓谋福之心，不管私心重不重，总之都会希望治下太平安定，得先有权力才有资格有私心，要是手里一点权力都没有，再多的私心也都是痴心妄想。

为什么包大人那么耿直那么能得罪人依旧能稳稳当当为官？还不是因为百姓的认可！

对官员来说，百姓的认可比官场同僚的认可含金量高的多，除了那些天生坏心肠的家伙外没有哪个当官的不想被百姓当成青天大老爷来敬重。

新法已经推行了两年多，地方的反馈有好有坏，但是总体是朝好的方向发展的。

官家拨钱拨的大方，遇到天灾时免税也免的及时，近两年民间的造反起义已经少了很多，不少落草为寇的百姓都在官府的安抚之下又回去继续种田为业。

这能叫治安越来越差吗？

这叫越来越差的话以前那叫什么？

他们给新政表功的时候一直在说新法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目前推行新法的地方也证明了只要地方官有点良心能力不太拉胯，不管是哪条新法对百姓而言都是利大于弊。

可能会误伤部分富户，但是对贫民而言绝对能救命。

所以近两年关于新法的争执不再像之前那样吵的不可开交，很多原本持反对态度的官员在派去地方后又反过来支持新法，难道说那些人全部都是不愿意到地方为官特意改变态度来谋求调回京城？

他们要都是那种人的话当初也不会连连上疏反对新法，改换态度只能说明新法确实有可取之处，是民间的反馈让他们作出了新的选择。

虽然朝中的官员现在还是一轮又一轮的往外贬，但是已经很长时间没从地方收到类似“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的奏章，连地方官都没有这种反馈，一直在京城办差的京官哪儿的资格说民间治安越来越差？

后来改口说治安越来越差的是京城之外的地方就更没有道理了，还是那句话，地方官都没有类似的反馈，京官儿上赶着越俎代庖说地方如何如何合适吗？

有证据的话他们虚心接受，没证据说什么屁话？

该不会是反对派看新法势头大好又想出的新手段吧？

民间治安有问题是肯定的，就算是京城也不敢保证没有作奸犯科的行为，情况严重不严重本就没有标准也没法评判，所以就算朝廷派人下去查访，只要治下有山贼盗匪出没的痕迹就可以说治安问题很严重。

地方治理的难度在那儿摆着，说财政赋税什么的可能被人反将一军，说治安几乎没有官员敢说治

下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们又不是圣人()，膉???????﹢垐????葶????し??????虓?

呔?驛??拏?葶硙??

顛???()_[()]?『来[]$看最新章节$完整章节』()，这是污蔑，赤裸裸的污蔑。

反对派没法揪出他们的错处就开始胡搅蛮缠，官家千万不要被奸佞蒙蔽双眼。

于是乎，两边再次展开大战。

新党官员抡起笔杆子和对面打擂台，具体怎么吵的苏景殊没有关注，他确定两方只是在打口水仗后就继续忙活他自己的差事去了。

司农寺接过条例司的重任成为推行新法的主力衙门，已经颁布下去的法令逐渐步入正轨，后面还有一堆没有颁布的在等着。

他们王相公的精力一般人比不上，明明也才四十出头，脑子里的想法愣是比旁人四百年的都多。

他本来以为过完年后会继续忙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的具体推行，不过青苗法已经修改过很多次，暂时已经没有再精进的余地，只能等地方的反馈回来再根据反馈继续调整，而农田水利相关的差事由郏亶这个专业人士全权负责，别人凑上去要么给他打下手要么就是添乱。

他没有去给郏亶打下手也没有去田里视察，最近忙的是另一条新法，和差役制度有关。

徭役赋税制度很复杂，纵观史书，总的来说大趋势是需要服的徭役越来越少，要缴纳的赋税越来越多。

之前的历朝历代的百姓都要服兵役，一直到唐朝前中期都是这样，但是唐朝安史之乱后朝堂结构在短时间内发生过巨大变化，徭役赋税也和以前很不一样。

唐德宗建中年间，宰相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取代原本的租庸调制。租庸调制以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两税法则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不收实物转而收钱，因为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之为两税法。

租庸调制被取代，和租庸调制配套的均田制也因为连年战乱被破坏的差不多了，朝廷为了维持稳定不得不重新设计赋税徭役制度。

因为租庸调制和均田制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民间的土地买卖也变得常见，田产大部分都在地主豪强手里，朝廷并没有太多可供分配的田地，所以原本和租庸调制、均田制相匹配的征兵制和府兵制也都不能再用，五代乃至大宋施行的都是募兵制。

朝廷出钱招募士兵，士兵拿钱来保家卫国。

虽然这样得来的士兵素质得不到保障，军队战斗力也会下降，且一旦朝廷后勤供应不上士兵就会撂担子不干，但是往好处想，在朝廷给钱给的大方的时候士兵也不会太拉胯。

就是吧，看大宋这重文轻武的情况也能看出来，连武将的地位都那么低，士兵的地位就更不用说了。

募兵需要钱，老百姓不用服兵役就得多交税，朝廷拿交上来的这部分钱去招募士兵。

只是朝廷的钱没那么好拿，不打仗的时候就干活，反正不能闲着，于是顺带着也能将原本摊派到百姓身上的各种杂役给免了。

() 要么交钱要么服役，二者总得选一个。对百姓而言，交钱显然比服役更好接受，毕竟钱想办法总能挣到，服役的话一不小心命就没了。

徭役无法再束缚百姓，土地也无法再束缚百姓，百姓能自由从事生产肯定比固定在某地动弹不得要强，历史的车轮慢慢滚动，也算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大宋开国后把唐朝的赋税徭役制度整理了一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好吧，糟粕其实没怎么去掉，总之就是如今大宋百姓要交的赋税是古往今来最多的，需要服的徭役也是古往今来最少的。